中国现代世界的作者
成了互动关系。”[5]其三，是文学写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由一种闲余之业，转而变为一种社会革命的手段和利器。王一川尤其细致分析了王韬在香港从事政论写作的价值意义。尽管王韬的文字多流传于香港，但仍有少量文字传入内地，并对读者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激烈的冲击。比如，王韬的政论写作改变了传统政论文的体制，而实现了政论文写作的标准化操作。这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报纸媒介篇幅小的要求，也是适应都市人生活的节奏特点，适应市场消费要求的表现。而恰恰是这种阅读消费形式，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塑造着都市人的文化价值。这正是现代人体验生活形式之重要表征。再如，王韬的政论文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大众读者意识，他的文章并不面向以帝王、大臣为首的权贵阶层，而首先面对的是都市中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民众，而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文章消费的主力军。也是在这个地方，王韬的写作在传播的层面上取消了读者之间存在着的身份、阶层、地位、观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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