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清代中国外贸行商的兴替 -- 兼论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命运
作者／责任者：张晓辉著,胡巧利主编
索取号：K296.51-5/1/2010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羊城今古》2010年合订本
制度”名存实亡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对中国的外交、外贸政策及管理机构均已改变，清政府和行商对此漠然无知，当闻知东印度公司即将解散的消息后，还以为“是否该夷商贸易居奇，故为耸听，殊难凭信。”两广总督谕令行商，“传谕大班寄信回国，如果公司散局，仍应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行商还联合约见公司管委会，表示满意其全权照料外交及商业的制度。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遣来华的是相当于驻华公使之商务监督官员，而不是中国官府和行商所期盼的管理英商的“大班”。中外商人的交涉，已改变为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中英冲突纠纷随之加大。行商夹在两国政府之间，传递政令和书信，常处于尴尬、惶恐之中。
时代变了，然而清政府的统制政策和“广州制度”都未相应调适，既无力抵御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军事侵略，又无法遏制官吏的腐败和猖獗的走私活动，大多数行商破产或濒临绝境，生存空间愈加狭窄，厚实的行商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行商都在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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