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广州学研究的文献工作
作者／责任者：邱昶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全国学术界瞩目的，是集清代解经之书，汇刻成《皇清经解》。此书不仅是清代前期汉学的一次总结，也大大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声望。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创办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在各省书局中虽属后起，但刻书数量却在全国众书局中居首，史书数量占所刻书的十之八九，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罕见的原稿本、传抄本、海内孤本等，校勘十分严格，对保存文献、发展岭南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力为宣传，谓学海堂的《皇清经解》、广雅书院的《史学丛书》（即广雅书局刊刻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5]现代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南海人杜定友先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研究近半个世纪，主理中山大学与广东省立图书馆长达30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三任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接管省立图书馆后，他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设立了广东文献室，搜集、保存广东文献，编制广东文献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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