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排他性独占会作为“奸邪”受到排斥，如此的分配原则很容易演化为严厉的道德规训。沟口对“公私”差异性的细致比较与我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感觉大致吻合。从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公平公正理想过程中对个人私欲的遏制，到“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的自残行为，均可印证沟口的判断。也说明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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