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刍议
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为未成年人时，此时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明知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仍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所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等。（二）“合适成年人”的选择规定不够明确相对于我国新刑诉法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强制性规定而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的缺陷，并且不具有强制性。例如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选择、怎么选择，如果选择的其他成年人不愿到场又该怎么办，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长此以往难免会有存而不用之嫌。同时如何理解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中的“合适”一词也具有较大分歧，“合适”由谁进行判断，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所谓“合适”，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的抵触情绪和接受程度综合进行考虑，但是法律并未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择权。（三）合适成年人选任标准不明确应当说，合适成年人的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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