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建和谐社会
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国便开始了以法治国。那时由国家作为后盾，奴隶有严酷的规矩要遵守。不能一下犯上，严格听令于奴隶主。当然，奴隶主也不可以私藏逃跑的奴隶等。后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更是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是那个时候的“法治”，仅仅是为了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保护的是当时同志阶层的利益。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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