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官督商办”
比较容易。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相当大的顽固势力对商人怀有极大偏见，例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便弹劾轮船招商局“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要求把该局收归官办，受到了李鸿章等的反对，但李鸿章同样担心民间资本发展“漫无钤制”，“久恐争利滋弊”，损害洋务派官僚的利益。因此便通过官督商办直接插手企业，一则从内部建立和巩固他们对民办工业的控制权，二则利用国家权力对他们所控制的企业给以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以巩固和保护这些企业；而这些措施越到后来则越成了阻碍整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绳索。首先洋务派以“官督”之权，把持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又以“报效”为由，对清政府起初给予的优惠还以成倍的报效，对企业进行压迫需索，成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沉重阻力。例清政府以各种名义向电报局勒索的报效从1884年到1902年即多达142万元，约占资本总额220万元的64%，即李鸿章也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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