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
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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