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依他起”的民国佛教
的讲经风格，读者便能一见佛学研究的原生态。谛闲法师一生讲经无数，风格始终一贯，据当时教界媒体记载，法师每讲经，听众往往以千记。如果说谛闲法师因为是一位倾向于传统型的高僧，自然习惯于旧有的讲经论学的方法，乃情理中事，那么，思想和眼界都很“新潮”的太虚法师，一贯强调要以人间佛教的理念弘法传教，著作中也每多谈论西学，但在讲经时却全取传统的科判方式，依经解义，条分缕析，一板一眼，核心的话语皆为教内所习用，而全无“新潮”之态，那就很值得玩味了。这是否意味，在太虚法师的眼里，那种“新潮”的表述方式，于弘法说教、续佛慧命之实践并非对机、适宜，或至少是效果欠佳，难尽人意呢？其实，太虚法师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就有过这样明确的说法：“吾以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愈趋愈远，愈走愈歧，愈钻愈晦。”这无疑告诉我们，适应时代的内涵阐发与坚守传统的讲学理路，不仅可能兼容不悖，而且可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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