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依他起”的民国佛教
。新有新的意义，但坚持（或保守）更有坚持的价值。如其《药师经讲记》，从目录上看：甲乙丙丁、悬论、叙请（序）分、正说（宗）分、流通分……层次历然，格式完全是旧式的，毫无“现代感”可言。而在内在的理路上，则始终以佛教信解行证、教理行果来组织问题并展开说明，同样显得很不“现代”。然而不得不要指出的是，“讲记”所透出的理念，又是很现代的。在佛教契理契机的原则指导下，太虚始终认为，现代社会对佛教的开展首先应着重于现实人生问题的关注，即生死解脱的实践首先得从“生”的对治开始。而一切“生”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所以，佛教的弘法手段及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不仅应有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特点，而且尤需注意佛教与“现代人类生活相资相养之关系”（参见《药师经讲记》“悬论”一“缘起”）。太虚法师这种对于佛教践行的开放性、现代性与对于佛学研究的保守性，看似矛盾，其实透现出大师级教内佛学家优游于现代又不为现代压力所动的那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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