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
能善终。据邢昺推论，孔子作《孝经》之年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此时孔子之“述”，其实际作用甚至超乎先圣之“作”，亦犹《孝经》之“总会”甚至超乎《六经》。孝，上行下效也，先祖行、子孙效也，圣人行、贤人君子效也。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越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盖意欲以承接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华夏神州固有的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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