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环境下的危机传播案例研究
微博也并未对事件进行任何信息发布。另一方面，5·31事件的另一回应方，延安公安的处理信息是通过微博直接传递给公众。对比数据，延安公安的处理信息得到了较大比例的评论，而延安城管的处理信息淹没在新闻内容中，得到的评论比例并不高，更多评论与新闻标题有关。单就传达力来说，直接对话要比间接传递高很多，也避免了信息的二次加工和传播损耗。当然，直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官方参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事态。因此，对话需要由经验、熟悉公众的专业公共关系人员来执行，谨防因处理不当造成二次事故。危机爆发期，面对带有预设立场的公众，延安城管不敢直面对话；而在非危机期，城管方与公众的交流也普遍不多。一方面，公众在非危机期对城管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公众对城管的非好感已经存在。另一方面，城管方也缺乏与公众构建密切沟通的欲望。空有网站、官方微博，却不能提供有效信息和服务，不能吸引公众关注，让这些账号成为摆设。例如，陕西城管在线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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