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载体中知识人的精神实践
的话语为人熟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是“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至于宋之亡国与理学弊端之关系，讨论甚多，此处不再展开。后至明亡，痛定思痛，顾炎武不无忧虑地写道：“保国者，其国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5]”此处之“国”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含义有别。与其同时期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到管宁时更贴切地说道：这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时流世迁，精神之内涵实质有不变，而发乎为外者则有别。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铭词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陈寅恪先生一生正是这种思想的表彰和发扬。他很器重的晚辈张荫麟（1905～1942）抗战时见某些教授经商以寻利，作生前最后一文痛加驳斥云：“呜呼！凛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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