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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载体中知识人的精神实践

土壤培养了这样的种子?难道只是把原因归咎于幼稚的学生吗?传统社会君权的逐渐强化促使优秀读书人的理想从“得君行道”转到了“移风易俗”。民主社会中教育有其独立性,美国多数大学的校长皆由专家学者担任,故能形成众多研究型学府绝非偶然,反观国内,大学去行政化年有人提,但终究难以施行,反倒有加强限制之趋势,近年大量极左课题得之“重用”是一例子。而我们知道,有独立方可有科学的培养发展,自由活泼的头脑与和谐健康的心灵。既然“无良”让人不齿,那如何才算有良呢?简单的说“内不愧于心”就是了。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些许知识人他们理想的自我塑造是怎样的。范仲淹《岳阳楼记》论及士人的价值关怀时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驻守边防时有个叫张载的年轻人找到他,想建功立业。范仲淹劝说一阵并送了本《中庸》就打发他回去了,嘱其用心学问。张载后来在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除了那篇历世传颂的《西铭》外,他还有四句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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