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学习俄语说起
感到欣慰。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上世纪40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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