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枷而行
有任何损失，以防挫伤风闻言事的积极性，属于典型得“诬告无罪”），但是这份奏折背后透出的是舆论对洋务派主导创办近代海军的敌视情绪。虽然黄体芳因为这道奏折让中国近代海军最主要的支持者——慈禧太后十分震怒，以黄体芳“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交吏部议处。光绪十二年（1886），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官降二级，贬为通政使司通政。但是处罚了区区一个黄体芳，又怎能改变清议舆论对洋务派执掌海军事务的不满和敌呢？更何况，这些实质上阻碍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人们由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在当了绊脚石之后却无一例外地留下了“不畏权贵、敢言直谏”的好名声。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等同于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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