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渊博之魅
教育实验的后备师资力量。董加加认为，6年中自己最重要的命题，还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他曾向汪丁丁请教如何找到那个问题，“汪老师是一个好的领路人，但他没有给我答案。”四十多年前，梁漱溟总结说自己一生被两大问题纠缠：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仍身处百年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汪丁丁心有戚戚焉。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洋洋洒洒论证“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从各个学科理论角度出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分配正义、社会福利等制度改良方案。最终，他却把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落脚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只要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最后的落脚一定是人生问题。”随着年岁渐长，汪丁丁认为不一定是信仰，因为“信仰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他把人生的头号问题归结为“文化使命”——你到底“化”在哪个文化传统里，“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你有精神生活。”“你说完全化在西方文化里，至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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