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价的检讨“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苟全生命，乏善足陈，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早在1950年6月，傅雷便向画家黄宾虹发出危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邀请他，他在昆明未出席。第二次又请他，“在沪，未出席”。楼适夷自朝鲜战场归来探访他，“不少已担负了新职务的旧知识分子都爱找他来发牢骚”，他将“所谓新社会的阴暗面”倾盆大雨似地泼来。“我听他谈这些话，跟过去同我谈旧社会时根本不同，以前他表现出仇恨与愤怒，这回所表现出的却是焦急与不安。”“等我从浙江回到上海，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位政治活动的忙人。”傅聪称父亲走出书斋是1954年、1955年，“他到社会上去，看到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的小说，补了课，他感到以前‘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1955年，傅雷出席上海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委员扩大会议，作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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