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龙江黑河一农场“上山下乡”。自传中他写道，从15到35岁，“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出身“老三届”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这段经历感情复杂。被耽误掉的青春自然无可挽回，而荒诞岁月里随大流的荒唐事则更难以原谅。“你没法向后代解释当初怎么那么傻。”潘绥铭说，“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两年呐。没法解释，纯粹的傻逼事儿。”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错失了成为“新三届”的机会，等到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时间已经是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迎来了人生新转机，他还是8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历史系。系主任号召年轻教师开新课，他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竟获批准。1987年，潘绥铭索性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从事性社会学的研究。这段历史如今说来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陈。潘绥铭曾经拿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过30岁前的经历，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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