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寻找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某些依据。他很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生与那些50后同龄人并无差异:老三届,上山下乡,“文革”。“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他对那些追问他最初研究动机的年轻人说,你们不理解那个年代,因为“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据。他将自己走入性领域的原因归结为只是偶然读到学校图书馆里的那几本有关性的英文老书: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权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使其平静。这些描写都让他大开眼界。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绥铭称自己的神经仍能被轻易撩拨:孩子们提到“菊花”都会让他“一颤”,网上也是“爆菊”乱飞。“这个事怎么会这么多中国人都知道了?”他感叹道。这几年临退休,他发现自己的课没过去那么热了。虽然他也说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课”——这意味着性不再稀奇,但对一个热爱讲台的人而言,台下学生不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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