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栏；甚至还客串过一阵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可以想见，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罗米修斯般挥洒热情去填补社会对性知识的需求。属于80年代的那种理想情怀，支撑着潘绥铭熬过了90年代的前几年。“救国救民啦，促进社会改革啦，这些情结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潘绥铭说。对于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李银河的解释是：“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中国乱得实在不像话，大家的命运都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想不关心都不行。”大约在1995年之后，潘绥铭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学术做多了，你就明白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小众而做。爱因斯坦现在都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这个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则你对社会现实很失望。你都抱着改变中国的（动机），那中国没变你不活了？”潘绥铭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红灯区考察和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他慢慢减少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李银河曾跟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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