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绥铭感慨道，在理论上我们都是残废。潘接茬说你是残废，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我可没有。潘绥铭也不讳言他们这代学者的理论功底不如他们的弟子，“韦伯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你能听出他并不太在乎这些理论。他并不掩饰对空谈理论者的鄙视：“很多人读书读傻了，满脑袋理论，没有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口闭口博弈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怎么跟胡锦涛博弈？符号互动论，我怎么跟我老爸符号互动？你们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会，人人平等才能互动啊。”2013年，第11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参观者拍摄钢管舞女郎我很难不想起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怪异论断。“这叫时代烙印，最年轻时候的东西往往起作用更大。”潘绥铭说，“实地调查是革命话语灌输给你的，西方当方法论来学，可是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即便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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