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击谣言看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公众人物，但其儿子是否亲生，委实与国计民生无甚瓜葛，而且明显伤害了李双江的名誉权。比较损益，不难看出，此种造谣行为应负法律责任，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并不妥当。而且，在互联网UGC服务（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创造内容）兴起之后，我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有了很大提高。而谣言等不当言论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伤害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如果无视言论是把双刃剑的事实，将其拔高到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并非当下最佳选择。当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不能滥用。这种限制只是为了解决言论自由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通过利益衡量的办法，来判断对各种权利应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而并非因为言论自由弊大于利。限制言论自由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也并不是在个案当中就事论事，而应当有一致的原则。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二、人人有表达自由的权利……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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