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击谣言看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为真。所以，应让其承担更高的法律责任。第三，通过非法律手段治理谣言，双管齐下，能取得更好效果。比如，危机事件中通过信息公开，可以压缩谣言生存空间；在污染、食品安全等公共议题上，有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和网民通过科普辟谣，使得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得到提升；在谣言被识破后，对造谣传谣行为予以舆论谴责，可以警醒人们增强道德自律意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言论。法律只是约束行为的底线，而提高全社会的谣言“免疫力”，才能更好地规制谣言，防其为害。注释：①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②【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著，郑若麟译：《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③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1～62页④侯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2期⑤魏永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解读》，http：//weiyongzheng.com/archives/2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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