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群体政治与党的领导
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与欧美近代史不同之处，亦即不能如后者那样，因为信仰上帝而能将程序本身当成是认同的对象。试想，党若不再是作为权力的主体，则民主化带来的人事与政策折冲，就不会以党为范畴，也不会针对党，如此党员便不必在利益分配中进行争取选票的讨好与交易。一旦党作为领导阶层调和利益冲突的超然性与纯洁性免受质疑，反而能赋予党至高的道德权力。这样的道德地位维系了党作为群体象征的地位，从而能在民主化带来的媚俗、私欲的政治交易游戏中，满足群体的文化心理需要，维持社会稳定。因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世界，指向的不仅只是政策原则，而更是群的维系。唯有充沛的群体意识，才足以缓和民主化带来的局部与短期思维，保留从大局、从长远出发的超然性，进而制衡民主竞争的堕落倾向。由于贫富分化带来的群己关系的流动与变迁，有赖民主化加以释放梳理，则党的建设就需要针对民主化来改造自己，以退为进、以虚为盈，以释放人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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