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共振
这又是非同一性，主题是以改变自身的方式来保持自身。音乐由此实现了与时间的全新关系，一方面不再与时间漠不相关（即不再是重复而是变化），另一方面音乐又未臣服于时间，在变中保持了不变。（Jameson，2010，P23—24）而如果主题也被视为一种变奏，那就很容易堕入后现代无原本的“拟像”说。同一性与非同一性、重复与差异、哲学名称与哲学运作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恰恰驻留在这一主题与变奏的古典形式之中。因此，“黑格尔变奏”不是发现变奏背后“物化”主题，而是释放出主题与变奏的矛盾运动。“变奏”凸显了任何稳固的名称的临时性与不可能性，同时又指明稳固化或物化的不可避免。这一矛盾尤其体现在“语言”上。“语言”作为普遍的媒介对于一切书写来说都不可逃避，杰姆逊的解读自然不能例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黑格尔变奏》的语言运作始终充满了否定性与转折的标记。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专辟一章来讨论“语言”限度作为表征限度的“范式”：“当人们不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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