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共振
性问题充分哲学化在德国观念论话语框架之中，哲学现代主义的关键律令即“自由地生活”。而自我规定这一绝对实在（或自由）是可以在实践生活中实现的。因此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话语只是黑格尔（或德国观念论）的变奏，未超脱现代性的渴望。（Pippin，1997，P7）杰姆逊则认为将黑格尔放到“现代性哲学家”位置上是一种降格。与其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向现代性大业，毋宁说它指向社会系统自身的矛盾甚至是失败。（Jameson，2010，P9— 10、P114）“变奏”一词正是保留着辩证矛盾、两难以及悖论的音乐形象。黑格尔书写本身（包括杰姆逊的重写）都包含着一种表征的两难局面，它可以用“主题与变奏”的辩证形象来传达。（Jameson，2010，P23）杰姆逊暗示，黑格尔与其同代人贝多芬或许分享了一种“古典的”辩证法。他征用了阿多诺的解释：贝多芬的古典音乐使变奏从表面化的技术与装饰中解放了出来，使之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主题在变奏中依旧建立了自身的同一性，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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