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与乌托邦
这也就是杰姆逊在《总体性诗学》中所说的，“无论是在现代主义美学的哪一个端点，语言本身都是作为基准点出现的”（Jameson 2007，p.7）。如果从概念的“形式”分析，“形式的形式”是对于“内容的内容”最彻底的反对，从而，现代主义是对于帝国主义最彻底的反对。但在杰姆逊看来，由于“我们”———一切个体，当然也包括形式主义者———“都不可能摆脱我们在世的存在”，因此以“我们”为中介，“纯粹的形式仍然带有它们力图消除的内容的痕迹和标志”，“形式的内容”就成了“形式的形式”必须向之让渡的理论事实。（Jameson2007，p.xvii.）事实上，当“形式的形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只能不断推动对于“新”的形式的要求，以致“创新”（innovation）的观念成为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标志。不过，在“新”成为“形式”的审美价值之前，它本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生范畴（杰姆逊2004（a），第251页）。因此“形式的形式”通过“创新”不过把自身变成了另一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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