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与乌托邦
生产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被生产的作品化成了商品（Jameson2007，p. 182）。“形式的形式”及其作品的这一资本主义形象，回应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曾部分地赞同的一个说法：“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尤其是表达了后者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化。”（Jameson1981，p. 236）事实上，借助于《政治无意识》，我们可以将“形式的内容”分解成两个相互关联的表述：“形式的乌托邦”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当“形式的形式”企图中断帝国主义结构支配下的“内容的逻辑”，它建构了一个自我决定的“形式的乌托邦”；当它仍只能回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场域，它蜕变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对于那些在帝国主义结构中作为个体写作的作家，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关系，但对于杰姆逊来说，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辩证法。“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功能”———他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如是呼吁，但他实际的意图，如他在《洞穴之外：解密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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