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与乌托邦
性地来表达自身。(杰姆逊2004(a),第297页)。而之所以以“寓言”为表达形式,是因为“寓言就是一道逆反的伤口”(杰姆逊2004(b),第134页),亦即是说,“寓言”所指的东西在寓言之外,与它自身隔着一道鸿沟,这和帝国主义的断裂结构具有一种相似的因而也是同构的关系。有鉴于此,杰姆逊在《论现代主义文学》第五篇《寓言与历史:重读〈浮士德博士〉》中将“寓言”直接界定为“内容的形式”(Jameson2007,p.121)。而作为“内容的形式”,“寓言”使帝国主义在文学中获得了“再现”(非再现的“再现”,或者说必须打上删除号的“再现”)的可能,为所有的现代主义文本确立了一个叙事的框架。事实上,从第一篇《总体性诗学》开始,杰姆逊就在做辨认这一框架的工作。关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帕特森》,他把“帕特森先生”的存在看做“至高的寓言结构与框架”(Jameson2007,p.15),诗中对于城市景观的描写让他想到的“是城市自身试图隐藏的东西……即我们仍居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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