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蚁族”到“工蜂”
问题，比如当知识分子学院化以后，大学给青年知识分子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见面礼”？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说，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交叉叠加在一起，都在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有所体现。当下，社会的急剧转型使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普遍的焦虑并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极大地削弱了其话语权的表达。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但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年轻、激进、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只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不考虑社会的现实条件。他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却不能有力推进社会现实的变革，由此滋生了普遍的焦虑情绪。特别是当他们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就会发现，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效益而言，他们的人文关怀与批判反思常常被视为不合时宜。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地位，因而其话语权也就无力伸张。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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