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化转向内在了吗？

”。包伟民先生也指出：“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生价值之所体现。”即使是被作者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代表的赵鼎，其在任职宰相期间对金的态度也不是保守退让，而是主动抗争，不仅劝说高宗亲征，还积极支持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持南宋的地位。第三，在南宋社会，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吗？文化对政治不会产生反作用吗？作者认为由于南宋君主权力的加强，文化受到君权的控制，士大夫也无法取得在北宋时同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作者没有注意到在每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会产生集权的一面，无论是南宋之前的北宋还是之后的元明清各代，在初期的集权过后是中期的震荡和后期的松弛。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南宋社会是一个君主独裁的特殊时期，北宋初期的集权是最好的说明。而作者所论述的南宋政治包容性也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提示，即政府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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