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代”中的欧美“80后”文学
能提供一个破碎的家庭。瓦茨拉夫在文末用“谎言”代替“真相”来抚平列娜的创伤，正隐喻了这个族裔背景本身的可替换性。换句话说，主人公的俄裔移民背景，并未有机地构成叙事动力的一部分，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标签而存在，事实上，特纳对苏联的叙述，也基本上与大众媒体中所流行的刻板印象无异，这意味着，作者对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认知，外在于文本叙事线索。在这里，我们决非在苛责作者，而毋宁说，这种写作方式，正是系统时代的创意写作教学不可避免的产物，是对“个体经验”的强调所付出的代价。在《老虎的妻子》中，我们又一次遭遇了“个体经验”与社会背景之间的断裂，一面是巴尔干半岛的战争阴云，一面是主人公寻访外祖父死亡之谜的历险，但是，正如张运恺所说，“作者没有找到真正把它们组合起来的方式，各条线索间的联系薄弱生硬，像一盘大杂烩，缺乏内在更绵密精巧的凝聚力。”不过，在“去背景化”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还属法国“80后”作家布拉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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