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
特刊，不妄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在国难当头，研究日本刻不容缓而陶亢德等又如此热心筹划日本论专辑之际，中国首席“日本通”周作人何以倒泼冷水？对此，徐冰先生认为，“或许是因题目不合时宜，来稿太少，撑不起一本特辑；抑或是因时局关系，担心如作者讲真话、骂日本，可能会受到日本方面或中国当局的干涉；若对日本唱赞歌，又会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给刊物带来麻烦”，这些问题的提出诚然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日舆论审查（中方毋庸赘言，周作人、胡适等中国文化人的文章被译介到日本，同样要接受对方严厉的审查，并不得不删除不甚“友善”的词句）、中日关系吃紧等外部因素的客观存在，合情切理（中国学人“戴着镣铐”的日本研究状况至今是否有所改观，我不能答也）；同时我怀疑，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内发性因素被忽略了。193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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