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
16日，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之四》中坦陈自己的“日本研究”已陷入“不可知论”：“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究其原因，木山英雄曾指出，“正像周作人十年前所担心的那样，介于‘反日’与‘亲日’之间的‘持第三种研究态度的独立派的生存余地’业已完全丧失。不光是时代趋势，就连他本人，在他以独特的方式脱离个人主义的同时，‘研究’或‘文化’的专家式、艺术主义的‘独立’，至少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放弃。”（木山英雄撰，刘军译：《周作人与日本》，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然而，在我看来，1937年周作人的挫败感似乎在1936年给《宇宙风》的寄稿中已然明晰。在《谈日本文化书之二》中，周氏称，“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的国土与人民”，并提出贤哲与英雄（或可曰“文化”与“武化”）两个思考向度———“此二者原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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