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

认识的危机。知日如周作人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而现实却是，在当代中国学界，光鲜亮丽、“超越历史”的“文化日本”为人津津乐道，研究论著已有“过度生产”之嫌；而关于面目狰狞的“武化日本”则是空喊口号者多，扎实的实证研究者少。导致这一畸形学术生态的因素固然可列举出如中日双边语言文化修养的缺乏、一手文献占有的不易、“政治正确性”的忧虑、出版界的兴趣等，不一而足。然而，当我们喊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口号时，往往会尴尬地发现，在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存在着诸多争议，牵动两国敏感神经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很难给出上可为决策层的对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下能为一般国民提供必要知识体系的实证研究成果（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可为范例），因此面向日本学界、政界，我们也很难底气十足地与之在大致对等的水平线上分庭抗礼、辨明是非，这一惨淡状况令人忧虑。应该承认，前述病弊近年来还是有所改观的。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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