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
义危机正是缘于日本知识和中日关系知识系统的危机。（刘建平：《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载《阴山学刊》2008年第3期）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之四》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一面光鲜亮丽，一面面目狰狞。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理解日本文化，无可厚非（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便是以类似的方法研究中国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然而，更要了解，若被日本文化外交政策洗脑而因此从“中国芯”中自动删除历史记忆、遗忘日本的“丑恶”，便会导致他者认识乃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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