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的研究(参见沟口雄三、孙歌《关于“知识共同体”》,《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除了竹内好,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包括沟口雄三,都不是战争经验的亲历者,但都分享了丸山真男所谓的“悔恨共同体”的意识。相对于日本战后的“悔恨共同体”,作为受害方的中国,特别是知识阶层,是否基于惨痛的创伤经验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呢?中日战争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创伤,绝非一次性的。在一次性的创伤体验中,受害者与加害者有本质的区别;而在结构性的历史创伤中,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双方的幸存者都是想象的、潜在的受害者。对应于伊藤强调的“加害者”或者说“负债者”的自觉,中国研究者如何处理由国族身份衍生出来的,或无意识中继承的“受害者”意识?被困于“受害者”的义愤中,或许阻碍了我们对战争经验的反思,尤其是对沦陷时空中“人”的生存处境的理解。身为“受害者”的混沌意识,如何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建设性的思想能源?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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