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以非常曲折的方式潜伏于研究动机中的“原罪意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能源是如何形成的?同样出自东大文学部的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在与孙歌关于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中有一段更直白的自述。按沟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在中学时赶上战败,身处湍急的时代漩涡当中,是用墨汁涂抹教科书上的历史错误的一代。其在少年时代通过漫画、电影、新闻报道培养起来的对于亚洲的歧视和偏见,与根植于此种歧视和偏见的,把亚洲的殖民地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感,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以后,通过了解中国革命的实态,以及亚洲各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扭曲。于是,在少年时代无意识地接受的那些偏见与歧视,转化为类似于原罪的情感。这种发生于内面的情感转化,即对于主体根基处的人性的追问、自责乃至自觉,使其与中国发生了更深切的关联,不仅是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支撑着这一代日本学人从文学或思想的角度切入关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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