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以梅娘为个案
一文，文中用多种证据明辨此说的不实之处，文章写得理致密察，成为郝啸野、陈福康和谢其章等人持论的源头和基础，他们担心它“诬罔视听、贻误后生”，因而忧心忡忡。陈福康甚至不惜用刻薄的言辞称“南玲北梅”是最可笑、最无耻的“合称”“并誉”，原因在于，此说乃梅娘本人参与伪造的。他们对于张爱玲、梅娘的褒贬扬抑，清晰分明。就在人们以为“南玲北梅”这一“不实传言”因此而被湮没之时，“南玲北梅”却以不可挡之势，越来越被治现代文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引用、接受并阐释。笔者经过考察，大致可以证实，“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上述文章，陈放与梅娘生前是好友，虽然有人说是梅娘亲口对陈放说的，但目前尚未有可靠的文字佐证。不过笔者依然以为，一味反对“南玲北梅”一说，未免简略疏失：梅娘和张爱玲是日本占领时期北京和上海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她们对殖民世相都有精彩描绘，对其间滋生的多元文化都有敏锐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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