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学域与观念交易
路：在中国既有之思想资源显得乏力的背景下传教士东渡而来，西教与西学在此维度中得以凸显，且奠定了日后强势介入中国知识场域的基础；如果印证以西学在印度、日本的历史，则对此判断更为清楚，这就为我们理解陈寅恪所谓“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提供了很好的比照性视域。陈垣、钱穆（1895—1990）、顾颉刚（1893—1980）等本土学人虽未曾留洋，但有着良好的西学视野，意识到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枢纽是西学东渐。任何学人，如果想理解和深究现代中国的题目，必须将自己设身处地归置于此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敲汉语语境中的关键概念，确实十分重要。邹振环教授提到的“汉文西学经典”，大致相当于翻译史的研究领域，但因其所提概念更为宏大，则超出翻译之狭隘范畴，所以又勾连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知识变异”形态，乃是理解西学区域化的重要枢纽。比如宋代，有评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则以苏轼（1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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