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角度的多元化，根据自己所长选择研究对象与合适的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研究目的就是最好。翻译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其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无法否认，但在一个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有效避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伪文化研究，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文化论述与翻译论述的隔离，等等，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内容。注释[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4]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5]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175页。[6]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7]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8]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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