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默的暴力”[3]，能够体现出政治的含义。关于“翻译的政治”本文更倾向于理解为对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描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暴力的论述。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因素是《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的问题。第一章《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通过详细梳理关于晚清基督教“上帝”“译名之争”的历史，表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解释清楚了关于翻译的政治隐喻。在第二章中，作者借助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以及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传教士翻译对于中国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国的翻译活动，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启的。作者首先重新考证了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认为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翻译文本，而不是之前熊月之所认定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珍本》，之后论及《圣经》的翻译始末。《圣经》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其中所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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