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利用《圣经》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之归化到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之内是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众多的科学及政法书籍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一致性。这是翻译的政治或曰暴力比较直白的表露。但恰恰是这种暴力使我们打开紧闭的国门，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而且作者还注意到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行为与效果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认定为帝国主义殖民化的一个策略，而是通过对文献具体而微的分析，阐述其翻译活动的各种面相及效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教士在西方科学政治法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在论述清末民初政治科学书籍的翻译时，往往会把翻译的动机简单归因于中国疲弱之势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而产生的主动选择，这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忽略了传教士在整个科学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到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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