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场域的人类学之眼
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或许出于谨慎的态度，吉迪教授没有继续深入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人群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下考古学区域研究在分析模型上的匮乏。要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的活动以动态方式呈现出来，仍需当代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在诸多可能的方法之中，“地理结构”也许是个合适的工具。当然，要将这一工具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解释力度，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及对中国史籍的熟稔。这些都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待借鉴，并加以尝试的“新工具”。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责任编辑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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