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国家能力的多向度关联

监控与自由主义关联在一起时更是如此。他接着着重讨论了作为监控之前提的认证，强调认证是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国家认证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其强度将直接影响到实施法治的成本，影响到我们是否可以实现真正俭省化的法治状态。这种学术上的正名工作，无疑能够激发我们的反思能力。我本人的文章则从秦汉时期在刑事法制方面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入手，即从以身高来作为论处刑责与否的标准转向以年龄为据，来讨论国家认证能力对于法制实施的基础性意义。如果我们不是将“法治”的概念使用局限在西方的语境和脉络之中，而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汲取“以法为治”这一要点，那么，从先秦到秦汉时期发生在刑事法制实施方面的上述变化表明，“法治”朝向更高质量状态的演进，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证能力这样的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提升。五篇文章的论证和结论也许都会引发某些争议，其各自的立场与言说之间也可能存在某些张力，但它们共同带出了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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