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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山指出,中国存在能支撑经济发展的“足够好的产权制度”;中国虽然缺乏正式制度来迫使统治者负责任,但统治者往往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些表述提示出了在中国案例上发展出更为精细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可能性。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看到福山这方面的努力。也许我们可以因为古代中国的遥远而忽略福山在这个问题上的粗糙处理,但当福山将其对古代中国的判断原封不动地用到当代中国身上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其理论的敏锐性了。众所周知,许多美国政治学家一直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展现的其实只是理论的贫困:这些学者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这种对差异性反应如此迟钝的理论指导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践都不够,更不用说舶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了。与前面对“国家”的论述相比,福山对“法治”的论述甚至更弱。熟悉欧洲法制史的读者可以看出,福山对西方法治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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