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述，高度依赖于苏联法专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供的叙事：（1）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1世纪启动的改革，迫使世俗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天主教统一教会法规，并通过发展行政官僚机构，向领土型国家提供了官僚和法律的样板，并刺激了世俗君主之下的集团组织的成长；（2）在中世纪欧洲独特的条件下，在不同治理体系的竞争中，法治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建制化。福山自己加上了（3）：在近代以来，尽管天主教会衰落，法治却通过负责制政府的兴起而得以继续发展。苏联法专家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一书，本身就是一部将欧洲历史描述成为“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的西方“主旋律”作品，其提供的历史叙事相当平滑。福山又对《法律与革命》进行了高度浓缩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这就难免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在讨论教会与罗马法的关系时，福山的叙事给人的印象是，教会是罗马法运动的全力推动者，而且教会是为了与世俗统治者辩论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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