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这场运动的。这就忽视了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的竞争关系，忽视了世俗君主在罗马法中看到的推动君主主权建设的利益，以及在与教廷的辩论中对罗马法的大量引用。以一种非常类似的方式，罗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张力，在福山的笔下也消失了。教廷职业官僚体制的建立，在福山的叙事中仿佛是推动法治的积极因素。但在他讨论中国更早建立的职业官僚制时，却将其与“法治”截然分离开来。职业官僚制究竟是有利于法治还是不利于法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此也是模糊的。关于第三个要素——负责任政府的论述，是三个部分中学术上最为成熟的。在这一部分，历史叙事突然变得比较精细，也较能展现出许多惊心动魄的断裂和冲突，而不是展示“从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之所以能有这一提升，可能跟几个因素相关：第一是福山是从民主理论起家的，对负责任政府的主题自然会更熟悉一些；第二是他用的例子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或者欧洲殖民地（如拉美），可用的文献较多，驾驭起来也较为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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