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也未必弱，需要的是民主与强国家能力的某种结合。此时的王绍光尚未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提出质疑。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王绍光不仅在“国家能力”研究上越来越深，甚至也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本身发生了质疑，认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民主模式。王绍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推动王绍光思考的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场改革一开始采取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中央财政拮据因而难以号令地方的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的背景就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否岌岌可危的辩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经历。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政体的转换，同时更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大幅度弱化，但在大部分原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转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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